《元史》地名辨正二則——“馬金山”、“忽蘭若班”二地札記

《元史》中有兩个僅出現一次的地名“馬金山”與“忽蘭若班”，分别見於卷三五《文宗紀四》和卷一○○《兵志三》，然通過對勘相關史料，此二地名皆有誤，前者實應作“金馬山”，後者實應作“忽蘭荅班”，中華書局點校本皆未校出。兹作辨正如下。

一

《元史》卷三五《文宗紀四》至順二年(1331)春正月己卯條載:行樞密臣言:“十一月，仁德府權達魯花赤曲朮，糾集兵衆以討雲南，首敗伯忽賊兵於馬龍州，以是月十一日殺伯忽弟拜延，獻馘於豫王。十三日，戰于馬金山，獲伯忽及其弟伯顔察兒、其黨拜不花、卜顔帖木兒等十餘人，誅之，餘兵皆潰，獨禄余猶據金沙江。”有旨趣進兵討之。據《元史·文宗紀三》，至順元年正月，雲南宗王秃堅、萬户伯忽等舉兵反，攻陷雲南行省省治中慶路(今雲南昆明)，劫持行省左丞忻都。二月，秃堅自立爲雲南王，以伯忽爲丞相。上引史料叙述了平叛元軍擒斬伯忽的經過。其中提到幾個地名，仁德府、馬龍州皆爲元代雲南行政區劃，唯馬金山不見於史載。而在其他材料中，該山的名稱却有所不同。黄《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第二碑》記載:被劫持的行省左丞忻都暗中策反了叛軍將領忽哥兒、兀馬兒，“相處既久，因説以逆順禍福，刺血撓金爲誓，謀共殺反者”。當元軍前來討伐之時，“伯忽遣忽哥兒、兀馬兒往拒之。行次霑益州，兩人如公(引者按:指忻都)宿約，徑回金馬山，殺伯忽兄弟三人，得其所劫省印以授公，復立行省。公遣使以三人首級獻于京師”。儘管在細節上與《元史·文宗紀四》有所出入，但所述均爲伯忽兄弟三人被殺之事。可以看到，在黄筆下，伯忽敗死的地點不是“馬金山”，而是“金馬山”。檢驗其他史料可知，當以後者爲確。《大元混一方輿勝覽》卷中《雲南等處行中書省·中慶路》“景致”條載有“金馬山”山名，注曰:“俗傳昔有金馬隱現於山，漢宣令王褒祭金馬、碧鷄，故二山皆有祠。”所稱王褒祭祀一事，見於《漢書·王襃傳》:“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，可祭祀致也，宣帝使襃往祀焉。”同書《郊祀志下》亦載:“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，可醮祭而致，於是遣諫大夫王襃使持節而求之。”據向達先生研究，金馬碧雞的傳説本來出現於姚州(今雲南大姚)一帶，後東移至昆明附近，昆明周邊的東、西兩座山遂分别被稱爲金馬山和碧雞山。實際上，《元史》就曾提到這座金馬山。卷四六《順帝紀九》:“(至正二十二年三月)甲寅，四川明玉珍陷雲南省治，屯金馬山，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車力帖木兒等擊敗之，擒明玉珍弟明二。”卷一六七《張立道傳》也記載雲南“有昆明池，介碧鷄、金馬之間”。直到今天，金馬山的山名仍然存在，所以較新出版的雲南地方史著作將伯忽敗死之役概括爲“再戰於金馬山，伯忽被擒”，未用《元史·文宗紀四》中的“馬金山”一名。“馬金山”顯然是金馬山的倒誤，應予乙正。

二

《元史》卷一○○《兵志三》“腹裏所轄軍民屯田”條下載: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，月兒魯官人言:“近於滅捏怯土、赤納赤、高州、忽蘭若班等處，改置驛傳，臣等議，可於舊置驛所設立屯田。”從之。這段記載不見於《元史》紀、傳等相關史料。其中的“月兒魯官人”，即玉昔帖木兒，成吉思汗“四傑”之一博爾朮之孫，時任御史大夫，《元史》本傳稱其爲“月吕魯那演”。上引史料主要叙述了玉昔帖木兒建言於滅捏怯土、赤納赤、高州、忽蘭若班等驛站處所設立屯田之事。“忽蘭若班”一詞中，“忽蘭”應該就是《元朝秘史》中屢次出現的“忽剌安”，旁注爲“紅”，“若班”則頗爲難解，蒙古語中並無相近詞彙。清人魏源(1794—1857)所著《元史新編》於此處將“忽蘭若班”改爲“忽蘭荅班”，但未説明依據。通過參照其他史料，可以推斷，魏源的修改是正確的，“若班”實應作“荅班”，“若”、“荅”二字形近致誤。首先，元代蒙古語中确實有“荅班”一詞，即《元朝秘史》旁注爲“嶺”的“荅巴安”，今杭愛山就被時人稱爲“抗海荅班”。其次，也是更重要的，今存蒙元時期漢文文獻中確曾出現一詞，但却被寫作“忽攔班”，此名實可勘同爲“忽蘭荅班”，意即紅色山嶺。元代歸德路儒學教授張德翥撰於皇慶二年(1313)的《季家林墓碑》，記載了季氏後代季庭璋於至元十五年(1278)、十六年隨伯木兒大王“赴北出征”，平定漠北失里吉、藥木忽兒叛亂之事:十五年四月，赴北出征。次年二月，受敕、樞密院劄付，充漢軍都元帥府都鎮撫，管領軍馬。到于和林成〔城〕闊闊地面，先行出哨，根趕不拜户，至忽攔班口子擒捉回還，蒙伯木兒大王賞羊十四、牛一只，及蒙樞密院定奪升遷。關於此事，元人黄爲劉國傑所撰神道碑中也有涉及:(至元)十六年夏四月，至和林，叛王脱脱木犯邊，公(劉國傑)曰:“彼全軍而來，巢穴必虚。”乃出其不意襲擊之，俘其生口、畜牧萬計，脱脱木以騎兵來追，至謙河，溺死者過半。脱脱木即脱脱木兒，拖雷子歲哥都之子，至元十三年煽動失里吉叛元。張德翥和黄所記實爲同一背景。將兩條記載聯繫起來看，季庭璋所追襲的“不拜户”，很可能就是依附於脱脱木兒等諸王者。不過總體來看，失里吉等人的整個叛亂並未持續太久，到至元十七年已基本被平定。那麽，《季家林墓碑》中的“忽攔班”與本節開篇所引《元史·兵志三》中的“忽蘭若班”是否可勘同爲同一地呢?從當時背景來看，可能性很大。元軍平叛後佔據了忽攔班口子，該地是一個山口，處於交通要道，因此首先設置了驛站。出於長期駐守的考慮，玉昔帖木兒又建言在這一帶開辟屯田。關於該地地望，據劉迎勝先生研究，脱脱木兒是從欠州“領兵南下，進襲杭海山東”，所以，此地應大致在杭海山西北至謙州(亦作“欠州”，今葉尼塞河上游烏魯克穆河與克穆齊克河流域)之間。附帶指出，古代蒙古人有將顔色屬性加在地名上的習慣，而以紅色冠於地名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，大蒙古國時期到過漠北的張德輝在其紀行中就提到過“忽蘭赤斤”一地，而在當時的西域也有叫做“忽蘭兀孫”的地名，至今像烏蘭哈達(赤峰)、烏蘭察布(紅色埡口)、烏蘭巴托(紅色英雄)等爲我們詳熟的城市，也都屬於此種情況。這説明蒙古人自古就對紅色情有獨鍾，因此當時由漠北至中亞，名爲的地方不止一地。1220年，長春真人丘處機應詔經漠北至西域覲見成吉思汗，次年八月行至阿爾泰山東北臨時駐營休息。李志常《長春真人西遊記》於此記載:復南行，其山高大，深谷長坂，車不可行，三太子(窩闊台)出軍始闢其路。乃命百騎挽繩縣轅以上，縛輪以下。約行四程，連度五嶺，南出山(阿爾泰山)前，臨河(烏倫古河)止泊。關於“深谷長坂”，張星烺先生注釋説“長春經烏蘭達坂關度金山者也”，並謂“程同文、丁謙及白萊脱胥乃竇皆同此主張”。地理學家陳正祥注《西遊記》，其98注云:“Potanin的《蒙古遊記》中，曾説有俄國駝商二隊，在1877年由科布多經烏蘭達坂山口，過布爾根河前往古城子。”波塔寧(Potanin)是近代俄國旅行家，他從蒙古高原西部的科布多經“烏蘭達坂山口”逾阿爾泰山，與長春真人走的是同一路綫，證明李志常記載的“深谷長坂”稱爲。此地名當時或已有之，惟李志常等人不知耳。此外，明初出使西域的陳誠，有《過忽蘭打班》一詩，顯然也是的一種譯法。从地理上判斷，波塔寧(及丘處機)和陳誠所經，位置均更加偏西，與我們前面討論的“忽蘭荅班”並非一地，但可以證明爲蒙古語中比較習見的地名。將《元史·兵志三》中的“忽蘭若班”校改爲“忽蘭荅班”，是有根據的。

来源：《文史》2016年第4期

作者：曹金成

选稿：常宏宇
编辑：黄舒馨
校对：黄海红
责任编辑：周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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